1970年初， 我在西乡大巴山区的五里坝劳动，插秧、锄洋芋、送公粮。和当地民兵团开赴阳安铁路工地修一座铁路中桥，然后借调到汉中日报社当编辑。
四年后我调到了关中三原县位于嵯峨山下的一个三线国防工厂，这才与家人团聚。在这个厂担任政工干部，也承担一点党委学习秘书职责。
我安下心来，准备在山沟里干一辈子，和原来的同学、朋友基本上不再联系，和外界也很少交往。
初夏时分，有一件事情震撼了我，打乱了我平静的下放生活。我在那年5月11 日的《光明日报》上看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长文！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篇文章真是振聋发聩。而在后来的新闻报道中，披露了这篇文章最早的作者、起草人，竟是胡福明。胡福明？不是大学比我高一班级的同学吗？1957年我考入人民大学新闻系，胡福明是1956年入学的。不过新闻系毕业后，他又考上了哲学研究生，以后听说在江苏工作，开始似乎供职于新华日报社。
是他，我的同学胡福明最早起草了这篇让整个民族惊醒的鸿文！这太让我无法平静了。下班后，我坐在山坡上望着远方，在夕阳下接连两三天反复读这篇文章，反复琢磨，咀嚼。我感觉到了一种早春的气息，分明是那种带着春阳和春风暖意的气息。
也许一个人们期待了很久的时代将要来临？可不，北国春迟，五月才正是春临大地的时候，春风已经扑面而来，预告大地的复苏了。
我经过认真准备，力所能及地在单位里的学习会上觧读了这篇文章。那以后我继续围绕这个问题收集资料，反复深入学习。
1978年年底，也就是半年之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篇文章的思想观点和文化精神，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坐标，社会的方方面面开始明显的变化。
肖云儒文章 《应当重视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发表于《光明日报》1978.5.3哲学专刊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两个月，也就是1979年的2月份，我用业余时间写了一篇长文：《应当重视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原稿有5000多字。当时我和任何报刊都没有联系，直接用信件将钢笔手稿寄到光明日报社。后来才知道，这个稿子分给了报社哲学专刊主编李景瑞同志。责编很快与我们厂党委联系，了解了我的情况，又给我来了信。说这个稿子很好，观点有新意，也是当下社会变革的急需。然后列举了一些要修改的地方。编辑李景瑞处理稿件的热心和果断，给人印象极深。他后来成为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
1979年5月3日，《光明日报》 “哲学”专刊第117期全文发表了我这篇文章，版面处理得非常突出，通栏大半个整版。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分两天在早间新闻节目之后，连续播发了这篇文章。《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哲学》两个最权威的子摘选刊，也入选了此文。几年后，又被《1979 -1984哲学文选》选入，视为改革开放之后较早带有开创性的理论文章。
理论界和广大读者对这篇论文的主要反映是：在 “文革”时期大讲斗争哲学，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以及其他各类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政治背景、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下，这篇文章从哲学的高度，鲜明的提出矛盾的斗争性固然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但矛盾的同一性也同样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矛盾双方既有斗争，也有了解、沟通、让步、交流，甚至取长补短、学习合作的过程。这些属于同一性范畴的概念，常常是事物发展的转机，是矛盾斗争之后新质事物产生的推力和标志。所以，在社会管理和日常生活中，固然要发挥斗争性，即“斗”字的作用；也要注意发挥同一性，即“和”字的积极作用。
这个观点在当时比较新也比较大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整个社会的拨乱反正和理论观念的匡正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令我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的观点和思路，竟然暗含着我自己和我家庭命运的重新安排。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各条战线开始拨乱反正，对于下放干部、下乡知青开始落实政策，回收原来的下放干部。我们厂也接到了原单位陕西日报社调我回去的通知。而我的妻子是下乡知青，开始被安排到县办工厂，1978年也以已婚有子、年届30岁的大龄，考入了西安交通大学！
我们一家搬回了西安。说真话，挺不舍得厂里的同志们，这些年给了我教育也给了我温暖。大家也有点依依不舍。记得搬家那天，几位工人师傅抬来一个小木书架，是听说我要走，下班后赶着做出来送给“肖师傅”的。一位邻居一时想不到该给我什么送别礼，竟然抓了只老母鸡撂到车上！时代虽然严峻，群众何等温暖。
肖云儒与白冠勇、贾平凹、路遥、李星、徐岳在太白县的评论会上
回到陕报社后，我依然在原来的文艺部当副刊编辑，也参与当时文艺界拨乱反正的新闻报道。我参与报道过为杜鹏程、柳青、魏钢焰等著名作家平反昭雪的消息。还帮助临潼相桥乡的全国著名农民诗人王老九老人，编辑了他献给五一劳动节的诗歌。协助老编辑吕振岳编辑了陈忠实后来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信任》。
我也又一次专程去长安皇甫村，看望“文革”后重新由城里回到村里居住的柳青。“文革”前，我曾经编辑过他在农村编写的《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陕西日报》发表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纷纷加了评论转载，认为这是一位优秀作家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与农民群众血脉相通的极可贵的写作行为。“文革”中，柳青被打倒，揪回城里。他曾经倾诉过，住在城里闻不到泥土的香味，听不到牛哞马叫，看不到原野上的景色，要写好《创业史》第二部实在太困难了。现在他又住回了皇甫村，我专程去向他致贺，劫后相见，谈兴甚高。
记得这前后我还去北京担任了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评奖的评选工作。在这次评奖中，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奖，为陕西争了光，也为改革开放之后“文学陕军”的初露头角，响起了第一声春雷。
这期间，我大约写了近300篇作家作品评论，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仅光明日报就发表了20余篇，被文艺界称为知名的中年评论家，有了一点影响。
这样在陕报又干了三、四年，由于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刚成立的陕西文联，任理论研究部主任；后来进入领导班子，担任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分管业务。同时也选为省政协委员，分在文化艺术组。
在省文联，开始我抓的一个比较大的业务活动，是联络西部各省文联和其他文化单位，筹备中国西部文学研讨会。会议由陕西文联牵头筹备，在新疆伊犁召开。我当时的想法是，文联的工作要“抓新抓特”，文艺研究和评论一定要抓出陕西的、西部的特色。西部文学研讨会当时在是全国第一次，十几个省、上百人参加，带有先导和引领性质。
我被公推在开幕式上做了《关于中国西部文学的若干问题》的主旨发言。在这个讲话中，我提出，我们应该把西部文化、西部文学和西部艺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创作现象和理论体系来思考、研讨，以促进整个西部地区文化艺术事业的创新发展。我的讲话在会上的反响挺热烈的。
会后，新疆文联把他们的刊物改名《中国西部文学》，西安电影制片厂把他们的刊物改成了《西部电影》，西安音乐学院的校刊也一度改成《西部音乐》。在吴天明、张艺谋、陈凯歌、芦苇、赵季平、顾长卫、巩俐、姜文等才气横溢的艺术家的努力下，西部电影、西部片开始走红全国，走向世界，在许多世界电影节上得了奖。“西部电影”作为一个流派叫响了。在中国当代电影史上，除了建国前产生于上海滩的“30年代电影”，新中国第一个正式命名的电影流派便是“西部电影”。这确立了它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
不久，我撰著的国内第一部30万字专著《西部文学论》出版，第二年即获得“中国图书奖”。同时由我担纲主编、组织各方面专家撰写了六卷本的“西部文艺论丛”，包括《西部文学论》《西部音乐论》《西部歌舞论》《西部民间艺术论》《当代西部诗潮论》《西部幽默论》，也先后付梓面世。这是我国第一套、也是唯一一套关于西部文艺的研究丛书。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史上，西部文艺第一次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概念，一个独立的文化艺术流派，登台亮相，开始了深入的研究。
为了研究西部文化课题，我跑遍了西部十多个省、市、区。在新疆的巩乃斯草原从马背上摔下来，在拉萨的哲蚌寺被藏獒咬伤，在云南边境因拍摄过线被边防人员盘问……，经历种种艰险，终于让中国西部文化艺术的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而且至今不衰，西部电影作为一个流派，更是风行全球。
这一期间，我撰写出版了五卷本的《对视》系列、四卷本的《雩山》系列和两卷本的自选集《不散居文存》系列，共38部、600余万字，成为人事部评聘、中组部管理的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和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
2007年，陕西省委、省政府颁发首界“艺术贡献奖”，我与刘文西、陈忠实、吴天明、赵季平、贾平凹、张克瑶7人获得了这一荣誉。我还获得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广电部星光奖、中国图书奖、冰心散文奖、陕西省社科奖等省、部级奖 2 0余项。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讲话，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在出访东南亚期间又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共同构成“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总书记的倡议，给西部文化研究打开了崭新的空间。新世纪的中国西部文化研究，应该随着我们国家更深地融入世界，再拓展，再提级，应该西部向西，走向世界。我开始从全球角度重新认知这个课题。
自古以来，西部就不仅是中国的西部，就是中国和世界携手发展的黄金通道。西部文艺的研究本质上是一项跨国界、跨民族的世界性文化课题。
在总书记的擘画下，全国经贸、文化和各系统都开始向西走，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我抓住时机，有幸连续三年、三次参加到由国家广电部主持、陕西电视台实施的“丝绸之路万里行”的媒体车队中。三年之中，由记者、学者、行者三合一组成的汽车团队，每年夏天跑两个多月，每次在亚欧大陆跑两万公里。我们从西安出发，以车轮丈量丝路，西到中亚、中东、南欧，南到印度、南海诸国，北到俄罗斯、波罗的海各地，总共跑了“一带一路”上的32个国家、100多座城市。这是一次漫游半个地球的文化之旅。有幸领略亚欧两大洲绚丽多姿的风光，对于西部文化的研究，眼界更宽、思路更新了。我一路走、一路写，白天走、晚上写，连夜用微信发回国内，在北京的《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省内的《陕西日报》、《西安晚报》、《华商报》连载。
回来后把这些丝路万里行的文章，汇总出版了五部著作，这就是《丝路云履》《丝路云谭》《丝路云笺》《西部向西》《八万里丝路云和月》（此书后又收入15卷本的个人文集《云儒文汇》）五部著作共120万字。其中有四部被翻泽成英文、俄文和意大利文，进入了国际图书市场。我与意大利汉学家梅毕娜关于丝路国际友谊和各自人生故事的对谈录《地球之虹》，也在中、意两国以各自文字同时出版。此书获得了中宣部 “外国人写作中国”第三期杰出创作奖，并入选了丝路书香工程。
肖云儒与意大利汉学家梅毕娜关于丝路国际友谊和各自人生故事的
对谈录《地球之虹》以中、意文同时出版
后来，有两个出版社又在我这些书的基础上编写了两套“丝路教学辅导丛书（高中版、初中版、小学版）”，发行了20多万套。
这些年来，我出镜制作、播出有关“一带一路”的电视专题、视屏节目达到200多个。在学校、社会的各类文化讲座中，宣讲丝路的故事和思考近200场，线上线下听众已破千万。
2015年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频道和中国文化交流网授予了我全国首位“新丝路文化传播大使”称号。陕西省政协也破例特聘包括我在内的几位专家、院士，因已经超龄不能再连任的老委员为新一届省政协的特聘委员。
在实地考察丝路的几年中，一种全球眼光和世界情怀，让我认识到，中国西部不止具有向内看、促进内循环的文化经济实力，更具有向外看、促进外循环的文化经济潜力。它的全球化意义，它对中国融入世界的意义，现在才初露端倪。因此我将“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称之为“地球之虹”。从空间上看是一道弧，地球之弧；从文化上看是一道虹，地球之虹；从经济上看，是一条链，地球之链，连接亚欧和世界的产业链、经济链。丝路，她真是镶在我们地球母亲胸脯上的一条华光闪闪的钻石链啊。
我们在丝路沿线参加了许多经贸洽谈会，出席了许多政府的、民间的友好交往活动，结交了许多朋友。在回顾这三年五万公里的丝路考察时，我用亲见亲闻的上百个场景和故事，印证自已心中的八万里丝路云和月，讲述自己在漫漫长路上的见闻和体会——
一是“三热”：想不到“一带一路”在世界这么热乎，想不到各国人民对中国这么热情，想不到丝路经济发展得这么有热度！
二是“三知”：走出了中国，才知道中国好；走向了世界，才知道世界小；走进了古丝路，才知道千年丝路情未了！
三是“三心”：对于“一带一路”，各国政府很上心，各方企业家很热心，各地老百姓很关心。
我们亲眼看到中国的发展如何跟丝路各国的发展融为一体，相互促进。真是开了眼界，交了朋友，结了硕果。
所以我后来在文章中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有些路，你不走会后悔；你走了，则能受用终生。
最后，我想用黄河壶口前的一个场面来结束这篇文字。那是2006年，在黄河壶口现场的千人黄河大合唱活动，当时我作为省文联主管业务的专职副主席，担任现场总指挥。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完成后，曾于1939年4月13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首演，引起了轰动，传播到世界。但从来没有在黄河之滨，在黄河的精神象征——壶口瀑布演出过。壶口所在地的三秦文艺界，有责任让《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黄河飞瀑之上奔腾。我们组织了包括西安音乐学院、陕西歌舞剧院在内的近千名专业、业余演员奔赴壶口现场。由知名指挥家刘大东教授执棒，并请到了赵忠祥老师担任主持。记得赵忠祥到壶口之后坚持不住县城宾馆，要住在紧挨瀑布的旅社里。他说他得贴着黄河，感受壶口的生命，要不然，怕主持不好。老艺术家郭兰英也来了。本来是请她回延安怀旧的，到了壶口现场她坚决要求 上台，一步站到大合唱的队伍中，引吭高歌，引发了全场的掌声和欢呼。
当时我心中充满了豪迈，现在想起来依然充满感动。为养育了我们的黄河，为黄河哺育的这块土地。
2024.8.5
不散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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