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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文学院名誉院长肖云儒这是一个喧闹无声的文化时代

www.xibuxinwen.com(2015-09-16)来源:西部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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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新闻网讯(记者郭颖)西安外事学院文学院名誉院长肖云儒教授,作为著名文化学者、文艺评论家,他笔耕不辍,以旺盛的创作力、深刻的思考力洞察文化生活。

  时光追溯到2010年,肖云儒150余万字的《雩山》书系出版发行,这套书辑录了他近十年来的文化论文、人文谈话、文艺评论和散文随笔,而肖云儒也步入了70岁高龄。

  身在书阁,却时时体察着身外世界;作为文艺评论家,他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思考力。肖云儒认为,评论家要走出书斋和会场,要改变将书本和圈内研讨作为主要思考资源采集地的状态,真正地投身到时代生活中去。

  他认为,解读生活,解读各种最新的社会现象,解读各种最新的人群,收集与各种最新的社会、文化、心理相关的生活信息,是评论家最重要的任务。这才是最丰厚的思考资源。

  “文艺GDP”,让作家安宁不下来

  问:作为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您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作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心态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

  肖云儒:近一时期,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出现? 为什么创作上不去?这跟当前的时代环境与传统创作心态存在差距有关。像剧本、小说的创作,需要安静,需要磨,需要慢,需要从细处着眼入手,慢慢品味、琢磨、开掘,精益求精地去表现,需要丰盈的自身经历和个人化的心理感受。这才是创作最好的境界。

  这种好的心态有时和当下常见的氛围不一致。当下强调动感、宏大、一掠而过。作家安宁不下来,容易像追求GDP一样追究数量。很多作家一年一部长篇,几天不见报就急了,觉得自己被社会抛弃了。

  我写过一篇长文分析当下文化心理,认为“这是一个喧闹而无声的文化时代”。社会实践可以喧闹,但社会心理,尤其是创作心理需要安宁,这是时代成熟的标志,也是作家成熟的标志。

  陈忠实写《白鹿原》是离开城里,离开机关,躲到乡下用了6年写出来的。他要是成天当主席、坐机关,恐怕写不出来,写出来也不会有现在这么沉甸甸的分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投入劳动少但回报大,而作家辛苦耕耘、孤独求胜,回报却很少。虽然回报多少影响不了甘为文学献身的大作家,但绝对会影响一般作家的文学态度。有的作家改行下海,用更直接的方式赚钱,有的作家给各行业写吹捧报告文学,分一小杯羹,这样怎么能出好作品?作家这个群体,质与量越来越萎缩。底座越来越小,如何能众中选好,好中拔优?

  从领导部门来说,应该理解创作这种精神劳动的特殊性、个人性和美学规律,给作家提供条件与环境,让他们能够孤独和安宁,静心创作。不能急功近利,一年统计一次收成,追求“文艺GDP”。现在一些省市的文艺发展都要订计划,下任务,定目标,要得多少奖,上多少次“央一黄”(指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以此作为主管部门的政绩,这并不符合创作规律。为官一任只有5年、10年,而老作家柳青说:“文学60年一个单元,”极言创作不能急功近利。

  评论家首先应该是思想家

  问:您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文化环境,对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有什么样的影响?

  肖云儒:我们处在一个“文化膜”(尤其是“传媒文化膜”)遍在性覆盖的时代,在这种覆盖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很难走出传媒的诱导和误导。由于人人都生存在“文化膜”的不间歇反馈中,极不利于当代人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文学原创力和时代原创力一样,处在同步衰减中。现在文艺界抄袭、剽窃的现象越来越多,有一些是道德问题,有一些则是“文化膜”覆盖中的信息重复传递和交叠造成的。

  在“文化膜”时代,作家、艺术家内心的个别性、私密性、亲历性经验和记忆越来越少,都是“膜生存”中他者经验和类像经验的迭加。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亲历性的创作资源枯竭,创新和突破成为无水之源。当然不只是创作,现代所有生命几乎都面临这样的难题。

  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倡导由“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种倡导对精神产品尤其有意义。我一直反对文艺创作搞所谓的“大制作”,什么时候起,作品由创作变成了制作了呢?独创是文艺创作的生命,怎么能制作?制作把创作变成了一种技术性行为。

  问:作为评论家,您常常能够从更广阔的视野、用更深邃的洞察力来透视文学现象和文学创作。请您谈一谈文艺界当前的弊病主要是什么?

  肖云儒:文学艺术界为什么出不了大家?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评论界的小话语语境、鸡零狗碎的东西太多了。评论家首先应该是思想家,是从社会思想与文化审美大坐标介入文学的一个群体。评论家不能只谈技巧、技术,尤其是脱离内容,脱离读者,脱离民族文化,奢谈西方各种时尚观念,而对议论、探究、思考时代生活却缺乏热情,形不成浓烈的氛围。现在的评论家大都关在大学、研究所的围墙里,实际上是脱离时代的,他们对时代生活不能说有透辟的感受和理解,故而只能避而不谈或言不及义。评论家、作家视野里只有小东西、小痛痒怎么行?

  我想要说的是,评论家不要过多地给作家谈方法、技巧,而要更多地谈时代生活新走向、谈文化心理新趋势、谈人性人情的新变迁。这才是评论的主要职责,才能与作家思考的角度区别开来,对创作起到一种深层的参照作用。评论家与作家,文化关注不能完全重叠,你只给作家谈文艺思潮、文艺流派、技巧方法,只局限在艺术圈子里,长久下去,文艺界便陷入了小格局、小胸襟。

  目前,评论界少有人、更少有群体,鲜明地追求以探索时代为己任。在这个时代,人的性格、品质是什么?人的命运与情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新生人群、底层人群内心的呼号是什么?中国形象又到底是什么?整个文艺界都缺乏真切而深刻的探究。理解时代、打开时代、思考时代和议论时代的风气远未形成。那些不去思考、开掘时代生活的文艺家,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技巧的重复,而很难是艺术的创造。

  最好的作品开始都是孤独的

  问:根据当前的环境和存在的问题,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去发现、引导和培养能写出反映当前时代精神的作品和作家?

  肖云儒:一个作家实力的形成和显示,需要一个较长的积累过程。所以现在已经知名的作家,大都属于上一代人。文学要反映当前时代,但现时代第一线的人群中却又暂时还没有产生大作家。这是一个悖论。作家的培养和时代的发展不同步,上一代作家写当下生活又难于写好,创作主体和生活客体永远有距离上的错位。这就像王蒙、王安忆、陈忠实很难写好、也不能要求他们去写高速公路,而能写高速公路的人当前还正在高速路上埋头工作一样。

  要花大力气去发现不同生活群体、尤其是新生活群体中的新作家,农民工中间的、灾变事件中的、金融资本家中的、网络媒体中的新作家。真正能写好新生活的作家,最有可能在新生活的实践者中出现,在对新生活有切身体验的人群中出现。要热心于发现和组织他们中的文学队伍。

  此外,还要在网络写手中引导、培养和选拔一批青年作家,不能歧视这些作家。人人都有起根发苗的阶段,要平等、善意地培养他们。现在网络作家参加作协或得奖都会成为新闻,这实际上反映了心理上的歧视。要发现和时代生活同步的文艺家。比如,街舞有很多很好的动作,舞蹈家可以去采风、去学习,作家当然也可以这样。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代言人。作家总是属于一定的文化时代,跨时代写作当然可以,但真的很艰难。

  问: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呼声日渐高涨,我们如何做到既能把握艺术创作规律、又能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肖云儒:过去的文化传播链条有三个节点:作者、传者和授者。现在不一样了,经纪人、策划人从创作开始就介入,贯穿全过程。他们的坐标是从市场出发,这种坐标极有可能 “绑架”作者。比如,一些电影都完成了,往往还会发生投资的老板要求电影改名、加戏,以增加卖点的情况。因此,一定要处理好创作与产业的关系。

  在当下的文化传播链中,策划人、经纪人、作者、传者和授者,五大因素互相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作者需要更大的自主权,需要坚守艺术创作规律。有些艺术门类可能好一些,但影视和戏剧被市场绑架的现象比比皆是,影、视、剧的编剧严重边缘化,甚至很难算进主创人员。导演、演员如雷贯耳,不知编剧何许人也。

  艺术创作有规律,市场也有规律,他们最佳的状态就是和而不同、执两用中,不能让市场规律吃掉艺术规律。作家最害怕在某种强制下写作,这让他们没有激情。

  最好的作品开始都是孤独的,由小众慢慢走向大众。《红楼梦》就是这样。不能单纯以当下的收视率、发行量来衡量作品,宽容的市场既要容纳大发行量的作品,也要容纳小发行量的作品。作者的报酬不能只以发行量衡量,还要按质量确定。

  现在有一种文学规律被影视剧规律强迫的趋势。不能以可否改编成为电视剧来衡量作品的质量。最好的作品往往很难改编为好的电视剧,象鲁迅、张炜、史铁生的小说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要重视那些不能改编为电视剧的好作品。这些问题都属于文化市场、文化产业对文学的强制性影响,要重视文学作者的自由空间和自主意识。(本文编辑来源自2011年6月《新华社》所发采访肖云儒老师的文章《一个喧闹而无声的文化时代》)

编辑:新闻网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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